文|凱風
全球人口格局，正在生變。
01
在全球人口邁向80億的歷史關頭，兩個變化出現了。
第一個變化是，印度即將超過中國，成爲全球人口第一大國。
據報道，聯合國預計將於今年4月中下旬宣佈，印度成爲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。
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，印度總人口已經超過14.09億人，離我國的14.12億人只有一步之遙。
印度人口仍在保持增長，今年實現趕超，並不令人意外。
過去10年，印度是全球人口增長最多的國家。2012年到2012年，印度人口從12.74億人飆升到14.1億人，大幅增長1.38億人，超過了整個日本的體量。
印度人口仍未到頂。根據聯合國發佈的《世界人口展望2022》，預計到2050年，印度人口或將達到16.68億人。
這意味着，未來數年，印度有望繼續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頭銜。
第二個變化是，全球又多了一個1億人口大國。
據越南統計總局預測，今年4月中旬該國人口即將達到1億水平，成爲全球第15個擁有1億以上人口的國家。
1億人口，在我國或許並不顯眼。畢竟，作爲人口大省，廣東、山東常住人口超過1億人，河南戶籍人口也超過了1億人。
至於超過5000萬人的省份多達11個，而人口超過2000萬的城市也有4個之多。（參閱《中西部，正在瘋狂“虹吸”人口》）
但放眼世界，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，人口超過1億的僅有15個，超過8000萬的不到20個，超過5000萬的也不到30個。
就此而言，1億人口，也稱得上人口大國。
02
人口衆多，並不等於人口紅利。
在傳統認知裡，人口越多，尤其是年輕人口越多，勞動力就越多，人口紅利就越強勁，在全球產業轉移的競爭優勢就越大，但這一點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。
勞動人口衆多，只能說明存在人口機會之窗，但未必都能釋放出人口紅利。
回顧歷史，過去幾十年，全球經歷過人口膨脹的國家不計其數，但不是每一個地方的人口都最終轉化爲經濟增長的推動力，大多數最終反而淪爲負擔乃至陷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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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，中國之所以能成爲世界第一製造和外貿大國，人口衆多隻是成功的因素之一，而非全部。
相比於人口總量，人口結構、人口素質乃至人才總量，以及就業機會、基礎設施、營商環境纔是至關重要的，這一切決定了人口總量能否真正轉化爲人口紅利。
如今，世界正在開展新一輪全球產業大轉移，人口衆多的印度、越南被寄予厚望，但這兩個國家各有短板。
越南雖然人口結構優勢顯著，外貿發展勢頭強勁，但其發展階段僅相當於我國八九十年代。
論經濟總量，僅與廣西自治區相當；論人均GDP，還排在世界百名之外，與烏克蘭、蒙古、埃及相差無幾，不到我國的1/3。
與越南相比，雖然印度GDP總量趕超英國，躋身世界第5大經濟體，且問鼎世界人口第一大國，但形勢並非想象的那麼樂觀。
印度最大的問題在於工業基礎薄弱。放眼世界，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，一般都沿着“農業-工業-服務業”的路徑循序而進，印度卻反其道而行之，直接跳過工業發展服務業。
這種模式，不僅造成了嚴重的“二元經濟”問題，而且束縛了製造業對於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。
同時，印度雖然人口規模龐大，但無論是勞動參與率、識字率還是整體受教育程度都不高。
一言以蔽之，印度空有人口規模之大，而難以形成人口紅利，更不用說人才紅利。
03
印度，只有人口，沒有紅利。
第一大問題是，印度的人口結構的確相當“漂亮”，但勞動參與率卻不高。
數據顯示，2022年，印度人的平均年齡爲28.7歲，其中15–64歲人口占比約爲2/3，但勞動參與率卻僅有40%。
換言之，雖然坐擁9億多勞動人口，但印度最終參與工作的不到一半，而女性更是隻有1/5。
與之對比，中國勞動參與率達到70%左右，而世界平均爲58%，印度遠遠在平均線以下。
這背後，工業化水平過低、就業崗位不足或許是主因，但等級制度、性別歧視以及傳統文化在其中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。
第二大問題是，印度雖然人口衆多，但還有大量的人不識字，嚴重拖累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。
據世界銀行數據，印度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僅爲74%，與僅相當於我國1980年代的水平。
要知道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，得益於掃盲教育和義務教育的全面推廣，中國識字率就已接近70%，2000年超過90%，2022年達到97.4%的歷史新高。
識字率太低，恐怕連流水線上的說明都看不懂，遑論承接全球產業轉移？
第三大問題是，貧富差距過大，精英印度與貧民印度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在硅谷，印度裔高管正在成爲不容忽視的力量，大量來自印度的工程師正在橫掃全球的科技企業。
這是印度與國際接軌的精英教育的成果，但在本土，還有大量的底層人士連普通的基礎教育都無法享受，種姓制度的存在更是拉大了這一差距。
貧富差距與教育差距是同一種模式的產物。
顯然，貧富差距過大，等級制度森嚴，教育差距懸殊，將嚴重限制印度人口優勢的發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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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即使如此，來自印度和越南的挑戰，也值得予以重視。
雖說無論是經濟、產業還是人口素質，印度、越南都與我國存在巨大差距。兩國在短期，都還難以真正成爲新的世界工廠。
但要注意的一點是，這一輪全球性的產業重構，並不只是人口紅利轉移帶來的直接結果，也不只是“雁陣模式”的自然延續，背後混雜了地緣衝突、逆全球化、產業安全等一系列因素。
與此同時，印度、越南等國家也正在全力“迎合”這一需要。
早在幾年前，印度就提出了“Make in India”（印度製造）計劃，旨在吸引大型科技企業在印度設廠；今年初，印度又喊出2萬億美元的出口目標，全力發展外貿產業。
越南更進一步。近年來，越南與美國、歐盟、英國、日本、韓國及東盟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，同時加入CPTPP、RECP兩大區域貿易協定，以低關稅乃至零關稅坐享國際貿易之便。
所以，面向這一新的國際形勢，沿海地區如何提升高新產業競爭力、中西部地區如何競奪更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，無疑是關鍵。